儒家文化命运辨析——全球化时代几种儒家文化归宿理论的实证检验

"儒家文化的命运"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命运,关系到人类和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以10个样本城市1254个样本的经验数据为根据,澄清了两个诉说纷纭的问题:一,儒家文化的生存状态,它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了,还是已经彻底消亡,抑或是处于一种折中状态?二,近年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的性质,它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实证分析表明:一、儒家文化的生存状态,既不是张之洞所言的"一成不变",也不是列文森所言的"彻底消亡"。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被妖魔化的历史之后,经过损益的儒家文化仍然活着。二、近年来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不是一场误会,而是历史的必然;不是稍纵即逝的泡沫,而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儒家文化正迎来一个复兴的时代。儒家文化之所以在此时走上复兴之路,一是中国的终极文化具有超越时代的素质,这种素质孕育了其复兴的"可能性";二是中国的工具文化现代化获得了空前成功,这种成功创造了使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大势";三是当下的有利的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条件。     

低碳视角下农业集约化、绿色化与资源再生化 的实现机制研究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和资源再生化,构建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型、生态循环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刻画资源消耗、农业产出、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东部农业"碳达峰"节点出现较早,东北、西部相对较晚;2018年农业碳排放居前三的省份为湖南、黑龙江、河南,居后三的为北京、天津、上海;(2)资源消耗和农业产出之间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模式,但影响力微弱;农业产出和农业碳排放之间"高产出高排放"的情形长期面临农业绿色化的严峻考验;农业碳排放与资源消耗之间呈现"低排放低投入"的资源再生化现象,影响力短期微弱长期较强;(3)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资源再生化的关键在于探索降低农业碳排放的多重路径。因此,应强化农业集约化生产,充分发展资源再生化模式,探索形成农业绿色化格局新路径,以此来加快实现碳减排目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再议规模经营中的粮食安全问题:争议回应与政策启示

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实现粮食产出最大化是粮食生产安全的核心。而今旨在提升粮食竞争力的农业规模经营虽得到政府力推,却并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在梳理规模经营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争论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资料,依次回应了规模经营后农地是否大概率用于种粮、规模经营是否可持续以及规模经营能否保障粮食产量三个焦点问题。研究发现,与小农经营相比,规模经营与种植结构“非粮化”虽无必然联系,却存在规模经济不显著及单产提升乏力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强化小农扶持力度,巩固维系小农群体的粮食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应调整规模经营主体的政策干预结构,除非在规模经济与土地产出率不一致的情形下,应最大化避免对规模经营主体的直接干预,降低政策的扭曲效应,推动规模经济实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新型农民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有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成官员的“形象工程”;增进农民的福祉,不能搞成劳民伤财的“害民工程”;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事业真正的主力军,不能搞成专家学者的“明星工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需要有具体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农村建设时有过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建设新农村,需要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创新,以保证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点非常重要。     

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和食品保障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食品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农村人口食品消费的平均水平,缺乏充分的食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食品消费水平低的直接原因是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少。居住偏远,家庭劳动力少、负担重,家庭有慢性病人,劳动力文化水平低、素质差,缺乏生产技术、就业领域狭窄等是农村贫困人口的共性特征。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     

从产业结构看浙江外贸发展方式的定位

本文从浙江产业结构现状出发,探讨了浙江产业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浙江外贸增长方式的影响,说明浙江粗放式的外贸出口方式是受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支配的。本文指出,要提高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对浙江低层次的产业结构进行改造,浙江外贸增长方式的大方向应该是由"浙江制造"提升为"浙江创造"。最后,本文还提出了浙江外贸增长方式改革的具体设想。     

云南小额信贷反贫困事实调研

以发现和研究小额信贷反贫困机制在云南的实践,以其"基本、主要、不变、可变、不争、不真"事实真相为核心,伴有小额信贷反贫困机制及其在中国的面貌、特征、实相、性质、意义、目的和方向的最新剖析和揭示。小额信贷反贫困机制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以及思想性、经验性、知识性和技术性的方法工具(手段)或概念范畴,它具有货币的本质,有信贷杠杆的功能,既能够发挥制度性、政策性和工具性作用,亦可以担负时代使命。它不应该是向旧的看齐,而是新的再现。     

农业农村创新与创业联动机制研究

破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瓶颈,关键是解决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导致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特殊性使其创新体系分为创新生产、成果转化、应用推广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的根源是三个环节衔接不畅,不同主体逻辑分化导致的部分环节“自我循环”、创新链条短化,叠加小农户创新需求难以表达、创新服务供给成本高,使创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如果不建立创新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强调创新供给的资源投入,可能造成更多的资源沉淀和投入浪费。农业农村创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大量具有创新内生需求的主体和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有助于打开创新“自我循环”,畅通创新要素循环流动通道,促进农业农村创新均衡发展。从完善创新体系的需求出发,以联动创业与创新为探索方向,以高质量创业补齐创新体系短板,是增强农业农村创新动能的有效机制。要把创新导向和创新价值的创业纳入农业农村创新体系,统筹生计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建立创新型创业的孵化和服务体系,优化乡村营商和发展环境,推动农业农村创业与创新的融合发展。     

农民合作社推动农户化肥减量使用的效果研究

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蕴。合作社作为农民重要的组织化形式,引导其助推农户发展绿色生产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数据,采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ETEM)计量分析,发现加入合作社显著降低了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粮食作物的亩均化肥使用量,尤其对经营规模30亩以下的小农户的化肥减量效果较大。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合作社,还是其他类型的合作社,都具有显著的化肥减量使用效应。由此,应持续支持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支持更多小农户加入合作社,进一步发挥合作社对农业绿色生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引导农户采纳现代化的绿色生产技术。